目录
（1）、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马克思主义在大兴调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
（2）、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谱写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新篇章 6
（3）、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读懂悟透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27
（4）、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 51
（5）、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57
（6）、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丰富与实现路径的拓展 74
（7）、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89
（8）、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96
（1）、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马克思主义在大兴调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同志们：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开展好调查研究，必须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尤其是其中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第一，大兴调查研究须站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立场，是人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立场的本质是为什么人和靠什么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明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就是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最鲜明的品格。在总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就是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就是人民立场。
全党在调查研究中站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就是要在调查研究的作风上，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轻车简从，俯下身子，走进群众，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拜群众为师，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准确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所忧所盼；切实走好群众路线，既注重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帮助下灵活运用座谈访谈、随机走访、问卷调查、专家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也根据调查研究的目的和需要深入人民群众中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找准症结，掌握一手资料，避免信息失真、信息过滤；注重广泛性、典型性、代表性，将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作为重点调查研究对象，既防止以点概面、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防止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不深入不彻底；在调研关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共同富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时，都要始终注意将改善和保障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将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调查研究成果的根本标准，将人民群众首创的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做法及时上升为理论、转化为政策，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全国人民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第二，大兴调查研究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观点，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之中。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揭示事物一般规律的具有原理性地位和普遍适用性的观点即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而阐明特殊时代特殊问题的只在特定条件下适用的观点则为具体观点或个别论断。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理论表达和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理论支撑，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思想、基本原理的基础，只有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才能站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用好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始终自觉把握和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回答和解决不同时代的具体问题，破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减少因缺乏理论指导而出现的盲目性、主观性、片面性，增强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推动事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全党在调查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实践的观点、阶级的观点、矛盾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贯穿和运用到调查研究的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在组建调查研究队伍时，注重人员的选择与合理搭配，调研人员要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取得有价值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成果奠定人才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去伪存真地冷静分析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材料，筛选出应该吸收和坚持的正确观点，完善到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工作思路、方法措施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指导下取得的优秀成果吸收和转化为政策措施，及时总结经验，在一定范围内学习推广。
第三，大兴调查研究须用好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
方法，是处理问题所采取的形式，是为达到某种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或工具。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是指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是指导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有机统一。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具体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全党在调查研究中用好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党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一分为二”地调查分析各个具体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各级党委（党组）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系统谋划、总体统筹、分工协作、共享成果，避免扎堆调研、多头调研、重复调研，坚持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班子其他成员各负其责，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单位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涉及多个地区或部门单位的问题，应在各级党委（党组）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组建跨地区、跨部门、跨系统的专业调查研究团队，上下协同、整体推动解决，避免由于单一孤立地看问题而陷入顾此失彼、进退失据、“捡了芝麻丢西瓜”等困境。紧紧瞄准调查内容中的“重大问题”“重点问题”“难题积案”“顽瘴痼疾”“长期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层次关键性问题”等，在把握这些问题的过去和现在情况的基础上预判其未来发展方向，深入分析矛盾转化和解决的条件，深入分析小问题演变为大问题、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演变为普遍性问题和突出问题的内在机理，提出解决问题的精准有效对策。
同志们，用好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来指导调查研究的过程，是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过程，也是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贯通起来的过程。这将有利于提升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动全党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更多成效，推动全党更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当然，掌握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一定量的积累才能有质的飞跃，必须在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上升中才能实现。我们要坚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以高效能调查研究和学习教育来争取历史主动，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谱写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民族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长期的历史实践说明，中国的民族工作为什么成功，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为什么得到了长期维护，归根到底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时代在发展，民族工作在继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新篇章，也是当代中国民族工作者的庄严历史责任。
一、学好弄通，把握原理守根本
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必须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原著的学习，在学好弄通上下功夫，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这应该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努力学习掌握作为一般原理原则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覆盖人类社会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宏大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辐射力，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则是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核心内容。这对于民族领域尤其如此：从民族角度学习辩证唯物论，就是学习一切从实际出发看待民族问题和现象，坚守普遍联系的观点，明了民族问题与其他社会因素的联系，正确处理社会整体与民族局部、各民族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是学习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分析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从民族角度学习历史唯物论，就是认识生产力既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各民族进步繁荣的原动力；认识发展既是推进民族进步的第一要素，也是民族问题产生的物质根源，同时还是民族问题最终解决的归结点；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认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进步的主体，等等。
第二个层次是努力学习掌握涉及民族领域具体内容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十分丰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一些论点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再具有普适性，而另一些论点则会穿越时空，成为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规律性反映，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例如：民族是一种历史范畴，有其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阶级对立是民族对立的根源，消除私有制是消除民族压迫和对立的根本途径；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偏见和民族利己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决定民族关系的性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民族观；等等。这些理论观点立足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立场，始终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其产生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不会过时，在民族问题上所揭示的规律、所持的立场和方法不会过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两个层次一脉相承，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有机构成，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直接理论来源。在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史上，从根本指导思想到基本政策，自始至终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中找到根据。不能以为只有直接讲到“民族”的才是民族理论。民族从来都是社会领域的一个侧面，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历史规律从来都是将民族涵盖在内的。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但要学习经典作家的具体民族论述，更需要向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层面延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更本质的东西存在于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讲：“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这是对全党的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
二、脚踏实地，坚定不移中国化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包括民族理论的内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成就必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而这一中国化同样经历了艰苦探索的过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各民族一律平等，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成功后共同建立国家，是中国共产党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张。然而在是否强调民族自决权，建立怎样的共同国家上则经历过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是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上正式提出的，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23年，党的三大强调了民族自决权，“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显然，这些主张的提出，是由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民族自决、联邦制完全不符合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和“多元一体”的现实国情。
抗日战争的到来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得党在国内民族问题上不再强调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而是倾向于各民族的“自治”，强调各民族共同抗日和建立统一国家，也即“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主张带有转折性，标志着党的民族纲领开始摆脱教条，与中国的具体国情自觉结合起来，而这一转折的理论背景和时间节点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论新阶段》，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其中讲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作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话，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理论成熟的经典话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懂得了怎样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懂得了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在民族工作上就是懂得了辩证理解民族自决权，因地制宜地制订和贯彻民族政策。前述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政策的引语也正是在《论新阶段》中提出的。当然，最终决定放弃联邦制的主张，明确将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还是到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筹建新中国之际，因为这时才完全明白，我国同苏联的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苏联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而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只占6％，并且呈大分散小聚居，与汉族交错混居的格局。苏联实行联邦制是由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的形势决定的，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而我国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平等联合，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因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联邦制的放弃和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选择上的重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民族识别成为一项基础性的民族工作，因为无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是制订落实各项民族政策，都必须以人口确定的民族成份为前提。而进行民族识别，首先必须依据明确的民族概念，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的不二选择。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与我国的民族实际至少在时代背景和族体性质上就完全不同：斯大林讲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而我国的各民族刚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甚至前封建社会。斯大林定义的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国家民族”，而我国识别的则是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少数民族。因此，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无法完全依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只能在原则上“灵活运用”。由于“灵活运用”，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没有搬套苏联的经验，区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而统称民族。根据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参照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理论，从民族集团的现实特征出发，对其历史、族源、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情况，经过具体分析研究，有的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支系，有的确定为汉族。在民族称谓上，‘名从主人’，尊重本民族的意愿。这符合我国的实际，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至此，民族识别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大成功实践和典型案例。而作为这一实践的理论延续，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给予“民族”概念完全中国化的解读：“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定义基于中国民族识别的经验和民族群体的实际，既有普遍概括力，又有中国话语特色，有利于我国的民族工作。
自民主革命时期开始，党在推进民族工作的同时也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民族理论，回答了中华民族如何摆脱压迫、实现民族解放，继而如何步入社会主义、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的问题，成为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形成的基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将新时期民族问题的解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邓小平关于将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任务的论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要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互合作的论述等，呈现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基本轮廓。20世纪90年代之后，面对国内外民族问题出现的新情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两次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总结民族工作经验、提出那个阶段民族工作主要任务的同时，也分别于1990年、1992年和2001年就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观点作了三次集中概括，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内容大大扩展。进入新世纪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给予民族问题高度重视，在2005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又对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观点作了十二条阐述。“十二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紧密联系中国民族工作的实践和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趋势，涉及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涉及那个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方针政策等，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更加丰富完善。“十二条”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领域逐步提出和阐发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并在2014年9月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这些新思想新理念作了初步总结。这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涵作出明确阐述。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就民族工作作了一系列讲话、批示和指示，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直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被归纳为十二个“必须”：一是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二是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三是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四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五是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六是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七是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八是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九是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十是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一是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十二是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当前和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作的一系列新理论的阐述以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形成，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与其相关的理念的强调。正是这种强调，使得中国各民族之间原有的统一性和交融性得到了凸显，所谓“四个共同”：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以及“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这些都是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情把握的进一步深化，成为新的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积累了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三、勇毅前行，守正创新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立足中国实际、不断中国化的同时，也在适应时代变化，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不断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时代化的过程。不论是毛泽东的民族理论，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抑或是习近平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都是具有时代特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深刻把握新时代的特点和内容，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十年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民族地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42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整族脱贫。至2020年，民族地区提前完成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2012—2021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9.5％增加到10.3％，年均增长7.6％，高于同期全国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456元增至39，945元，年均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314元增长至15，094元，年均增长10.2％，高于全国年均增长率0.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3.2∶1下降至2.6∶1。与此同时，民族地区的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基础设施条件空前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实践证明，新时代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也将继续带来更大更多的发展机遇。但机遇从来与挑战共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总是要在解决问题和挑战的实践中得到推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民族工作至少要面对和解决好如下几个大的问题：
一是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在十九大提出并在二十大加以强调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社会主要矛盾是支配社会进程、对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来的六十多年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新的表述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特征，也揭示了民族工作在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大背景下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中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就区域来看，民族地区发展落后最突出，这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是一个现实的存在。鉴于此，自建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把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连续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作为配套措施的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为民族省区分别制订的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以民族地区为主的“连片特困地区”实施的扶贫攻坚的特殊扶持，赋予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等等，都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发展基础的薄弱，相比其他地区，民族地区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要困难得多，以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现在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是短板，是重点，更是难点。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难度较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近些年来，经过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发达地区的鼎力帮助和自身的艰苦努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和城乡人均收入等一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最终与其他地方一道全面脱贫，完成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大部分民族地区的脱贫和小康社会建设仍然和发达地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赶上或接近发达地区，还需要长期努力。党的二十大报告讲：“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仍然是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关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民族地区着力发展的方向。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提高民族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时也要着眼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广泛性需求，不仅注重各族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也要注重他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新时代对人民美好生活的满足就是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民族地区地域的广阔和发展基础的薄弱决定了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仍然有着相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着力解决。
二是要应对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出现的问题。2014年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给现阶段民族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指出了“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并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中央关于阶段性特征和大流动活跃期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第五次（2000年）、第六次（2010年）和第七次（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的全国流动人口分别是12，107万、22，143万和37，582万，第六次的和第七次的分别比上一次增长了82.89％和近70％。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3000多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全国的人口流动有两个趋向：一是流动人口流向城镇，这部分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8.12％。这和我国的城镇化加速推进，已达63％的大格局是一致的。二是流动人口跨省流向东部和其他发达地区，这部分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3.54％，其中流向沿江、沿海地区和东部的核心城市区，尤其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成渝地区的最为集中。这也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两个特征。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也即向汉族集中的地区流动，以及向城市集中区流动，也即向各民族散居的地区流动，成为少数民族人口变化的大趋势。同样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时民族八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有6800万，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3.84％；而二十年后的2020年，民族八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虽增加到7726万，但在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中的占比则下降到61.57％。这些数据都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的深刻反映。近年来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人口流动受到很大限制，但各区域各民族间的人口流动大趋势没有改变。随着疫情的消退和中国现代化的推进，由人口流动而推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然而，在早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不断增多加深的同时，民族间的矛盾纠纷也在增多，这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致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和恶性事件，给民族团结带来严重危害。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管理水平和民族事务治理水平的提升，各地涉及民族因素的恶性事件已不多见，但这类性质的问题仍然存在。其实，在民族交往交流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出现矛盾问题是符合规律的常态。要深刻理解这一过程的必然性，提高应对问题的自觉性，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作为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内容之一；同时强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这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指明了方向，也对“民族互嵌”理念作了全面阐释和进一步的发展。
中央在2014年5月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推动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并在同年9月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予以强调。然而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内涵非常广泛，不能仅仅理解为民族混居。“社会结构”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而我们在民族领域的互嵌主要着眼的应是社会结构中的分层结构、分工结构和分布结构。分层结构的互嵌就是要打破族际的不平等，包括政治和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不平等；分工结构的互嵌就是要打破族际构成与职业分工的重叠，使职业、事业、共同生活和利益而不是民族身份成为联结人际关系的主要纽带；分布结构的互嵌就是要打破聚族而居，使各民族在居住格局上走向杂居化和散居化。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互嵌表达的逻辑关系是：民族之间没有地位差距，才愿意交往交流；各民族只有在一起工作，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和利益；各民族只有地位平等，有共同的语言和利益，才愿意居住在一起，由此才能真正实现交融。在此，民族互嵌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形式，也是实现好交往交流交融的先决条件。
随民族交往交流得到增强的还有各民族意识，而伴随消极民族意识不断出现的又是不良民族情绪、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是，借助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民粹化的民族情绪和“两种民族主义”并存于现实和虚拟空间，杂糅共振。这也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各民族群众民族意识的增强是民族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常反映，但民族意识过度膨胀和被敌对势力利用则会对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形成直接威胁。消极民族意识是不良民族情绪乃至“两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必须着意化解。消极民族意识表现出的民族情绪、“两种民族主义”及分裂主义等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故应对也应是全面的和具体的，既要重视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的教育宣传，又要从组织纪律、公共政策尤其是法治建设上综合施治。
三是要有效应对各种严峻挑战，维护好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新时代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同时也是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带给中华民族前所未有之挑战的时代。
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以“藏独”和“东突”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日益活跃。他们披着宗教外衣蛊惑人心，采用暴力手段制造事端，危害社会，民族分裂主义和暴恐活动一度成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最大威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先后召开了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二次、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总目标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经过十年来的努力，西藏和新疆两地有效遏制了暴恐活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全国其他地区一道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然而，维护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是长期而艰苦的考验。要吸取以往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基础不牢的教训，坚持党的领导，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干部队伍建设好了，思想阵地巩固了，反分裂反渗透之墙就坚不可摧。
中国的边疆稳固和反分裂问题历来和国际局势密不可分，当前更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干涉和渗透有着直接的关系。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不管我们多么有诚意和善意希望两国正常交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崛起的事实被接受、美国愿意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中国之前，中美关系很难有一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美西方不惜一切手段的拼死遏制、围堵也势在必然。近几年来，美国在连续发动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围堵中国的同时，也在涉疆、涉藏、涉港等所谓“人权”问题上不断地向中国发难，尤其在新疆事务上。他们反复鼓噪，三人成虎，配合这些鼓噪的是各种制裁和打压。美国虽然从阿富汗撤军，却直接或间接地继续介入阿富汗和尼泊尔事务，竭力在南亚打造反华包围圈，干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新疆和西藏的和谐稳定增添了麻烦。
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稳定的斗争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会持续存在甚至不断加大。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凡此种种也都说明，谱写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新篇章，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为建设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守正创新、凝心聚力。
（3）、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读懂悟透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党的历史经验，“两个结合”被再次提出。党的XX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从五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深邃思考，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之间的辩证关系。“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奋斗史的科学总结，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创新提供重要遵循，是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方法准则。
一、“两个结合”符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张力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出场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的“两个结合”，标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是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贯穿百年党史实践进程的内在机理，也是赋予其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历史逻辑：“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进程的历史必然
历史逻辑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性特征，即事物的形成、发展过程蕴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历史逻辑以理论逻辑为学理支撑，检验理论逻辑的科学性、真理性，推动理论逻辑的发展。“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体现了从“一个结合”发展到“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广袤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熠熠生辉？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孕育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成长于奋斗、牺牲、创造的百年党史中，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进行思考的结果。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历史起点。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难，英勇的中国人民纷纷走上救亡图存之路，但由于缺乏革命理论和革命力量，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看到了曙光。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期，留学日本的李大钊、留学法国的蔡和森、留学俄国的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洞察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具有巨大价值，纷纷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如，李大钊先生曾提出“理想应用于实境”的思想，这里虽未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说法，但已经蕴含了这层深意。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初步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实现“两个结合”具有开创意义。首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好的真理”“最好的武器”。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有的放矢”的著名论断，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探索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道路。其次，对“第二个结合”作出了开创性探索。为了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指出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两个结合”的思想已经形成，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导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不断完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首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深入探索。我们党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譬如，邓小平同志赋予《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以“小康社会”的时代新意；江泽民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德法结合思想融入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之中，作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正确决策；胡锦涛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相结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进程继续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凝练升华。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首次提出“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时代跃迁。首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使得党和国家的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次，对“第二个结合”作出原创性贡献。习近平将文化发展提升至战略高度，深入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强调其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渊源性地位，“两个结合”的提出更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四个历史时期的实践历程表明，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对“两个结合”进行持续探索推进。唯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才能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二）理论逻辑：“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在发展特质的深刻把握
理论逻辑作为理论自洽性和科学性的逻辑设定，是对理论体系本然状态的内在要求，表征出理论发展的应然性特征，即事物的发展本就应当如此。理论逻辑反映着历史逻辑，并在扎根历史实践的土壤中得以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出场，是“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时代升华，也是对“两个结合”的科学真理性及其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揭示。百余年来，党取得一系列历史成就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这样的科学阐述和全面概括，涵盖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发展的理论逻辑。
首先，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与仅仅停留于美好设想之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严密论证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系统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的理论。时至今日，“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指明了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康庄大道。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张力吸引着近代中国向其靠拢。其次，理论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并非为少数精英传话，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发声，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人民性，这里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革命。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民大众始终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其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被湮没，直至马克思主义诞生，创造了三大理论武器，才使得人类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给近代处于被压迫境地的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为当代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提供本质要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并非机械的重复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又指导实践发展，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的理论。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只会虚假地、抽象地、空想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断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与灵魂。坚持人民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缘起的重要理论品质。再次，理论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汲取世界性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开放理论，是属于全世界的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总结，在今天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全球适用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时代性的理论。虽然马克思主义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能将其教条式地指导各国实践，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落地生根的问题，寻求与中华民族的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充分贯彻和充分彰显，实质上就是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它的内源性动力与中国具体实际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相契合，从而被用以指导实践。
（三）实践逻辑：“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的客观需要
实践逻辑是对实践过程中蕴含的客观关系的学理表达，凸显出实践过程的实然性特征，即历史实践、当下实践中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事实状态。实践逻辑是历史逻辑的实质性内容，更是理论逻辑得以建构的主要来源，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只有与实践逻辑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两个结合”的提出，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形成于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生活之中，凸显出理论如何照进现实的问题。
“两个结合”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近代中国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尝试种种救国方案未果，逐渐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一整套革命理论。为何马克思主义能在众多思想中脱颖而出？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回答，即“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正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话语场之内，与中国客观社会条件具有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理论才得以落地生根。
“两个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了“左”倾、右倾错误，这些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毛泽东最早提出“一个结合”，就是针对党内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其指导下，中国逐渐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信奉苏联经验，导致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度面临较大困难。毛泽东深刻反思苏联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弊端，强调“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完成“三大改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顺利推进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两个结合”是新阶段奋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需要。百余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带领中国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但是，我们依然要警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诸多不确定性，认识到新的赶考之路上要面临许多未知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作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贡献。与此同时，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单列出来，更加突出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中国特性，“两个结合”被正式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即是对“两个结合”的充分表达。
客观需要与历史使命的共同发力，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成功转型。我们必须坚持做好“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实际应用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的结合，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现阶段的实际问题，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力量，回答好理论如何照进现实的问题。
二、新时代“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进程的重要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坚持“两个结合”的基本路向，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个结合”占据主流地位，经过中国共产党长达百余年的深入实践，才得以实现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时代跃进。“两个结合”的提出，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当代理论形态，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一）“两个结合”的时代价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不是教条，只有同实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强大的力量。面对新时代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紧抓“两个结合”的着力点，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领导人民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只有做好“两个结合”工作，才能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中引领时代之变，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两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拓展。以“两个结合”的出场为标志，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地位被重新定义，拓展了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地位被重新定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回眸党的百余年历史，中国共产党虽在实践中注重“两个结合”，但受到当时的现实条件制约，尚且没有将其上升至理论高度，“第二个结合”同“第一个结合”尚未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进入新时代，“两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上升至理论高度，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新境界。
“两个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崭新突破。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矢志不移地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将“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文化自信，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的历史根基；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导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形成更具民族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即是对天下大同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两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路径，有利于真正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发展任务。
“两个结合”实现了新时代理论掌握群众的方式创新。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若要使群众认知这一理论并自觉转化为实践，必须首先厘清一个问题，即这一理论与转化主体是否实现了文化联结，这关系到群众能否将自身的文化认知以及实践活动同理论接受过程相融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结果，在于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话语场的内在契合性，能够融合中国历史文化、凝聚群众，继而被群众掌握并被用来推动实践发展。忽略“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中国特色，也就不能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两个结合”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继而掌握群众提供了契机，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内涵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
（二）“两个结合”的主体意义：有利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这一具有定海神针作用的统领优势与贯穿意义，直接关系到“两个结合”的落实效果。相应地，“两个结合”的贯彻落实，为中国共产党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契机，有利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能够长期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奋斗中始终面临并亟待回答的重大课题。1945年，针对黄炎培提出的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窑洞之问”，毛泽东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国内外风险与挑战交织并存，如果缺少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威胁到党的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党员基数最庞大的政党，何以跳出这一历史周期率？习近平同志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党的XX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将自我革命从精神层面的软规约提升至制度层面的强约束。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结出的硕果，阐述了“两个结合”之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体意义。
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有益指导，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敢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红色基因。一般而言，长期执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即“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认为，共产党人应当是无所畏惧、勇于斗争、自我革命的先进战士，恩格斯也曾高度评价马克思一生的革命精神，指出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经过百余年实践积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长期执政的目标高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另一方面，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品质，党的自我革命源于对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忧患意识的历史传承。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由于缺乏忧患意识，不懂得及时反思，从而深陷历史周期率的沼泽。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奋斗中孕育而出的忧患意识，为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回望百余年历史，忧患意识已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两个结合”的提出，使得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同新时代党建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进行深度融合，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两个结合”的主体意义，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时刻秉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另一方面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接续勇于自我革命的宝贵精神，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三）“两个结合”的目标旨归：最终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两个结合”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两个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续奋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面临的矛盾与挑战前所未有。从国际方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格局加快演变，人类社会面临严峻考验；从国内方面看，迫切需要回答何以实现民族复兴征程上新的战略目标。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织叠加，构成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面对“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唯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智慧，才能接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真正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两个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有利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的过程中，满足本民族的发展需要。只有始终坚持并持续深化“两个结合”，才能为党在新时代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所设定的奋斗目标提供科学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
“两个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文化底蕴。文明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对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的继承。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的最新理论成果，“两个结合”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融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即是古代民本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有机融合。“两个结合”的提出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达到了空前的历史深度，既为复兴中华文明提供了契机，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文化底蕴。
“两个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掌握群众的科学理论体系，更是用以指导人们实践的强大物质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多方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很关键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适用性，但若不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和运用，它的真理性作用便无处发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政治性话语，呈现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进入新时代，“两个结合”的提出更容易引起人民群众共鸣，从而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回首过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走出一个个坚实的脚印。立足当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展望未来，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三、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实践路径
推进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需要多方要素的共同支撑与协调配合，而实现路径则正是在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而作出的最终选择。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髓要义，“两个结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说服力，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遵循。
（一）遵循“六个坚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基本原则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XX大报告中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如何不断谱写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力量源泉。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征程中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只有及时回应人民之问，才能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力量源泉。第二，坚持自信自立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精神特质。所谓自信自立，就是强调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风貌。第三，坚持守正创新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思想原则。“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必须牢牢坚持守正创新原则。第四，坚持问题导向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现实基础。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中心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因此，唯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才能顺应时代呼唤、进行理论创新、破解时代课题。第五，坚持系统观念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工作方法。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事业发展的科学行动指南。“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只有坚持用系统思维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能全面推进理论创新。第六，坚持胸怀天下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价值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基础上，提出了为人类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唯有以胸怀天下为价值引领，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高举思想旗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党的百余年历史深刻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作为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引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走在时代前列、战胜艰难险阻、赢得历史主动、推进事业发展的精神旗帜和行动指南。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向新的成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举思想旗帜成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保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激烈竞争，唯有坚持“两个结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一方面，继续坚持真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持不等于固守，教条抽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不得，而是从根本上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全党必须认真领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武装头脑、指导行动的能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先进性。另一方面，继续坚守理想。我们坚守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关键在于其科学性，但是科学信仰不会自发生成，正所谓信仰的坚定来自理论的清醒。所以，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懂、弄通、做实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补足精神之“钙”，并将其转化为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具体行动，推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落地扎根。
（三）赓续民族血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文化根基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绝非偶然，而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承担起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色，将其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文化源泉，“两个结合”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色和鲜活的民族表达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赓续民族血脉成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文明根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推进“两个结合”，必须深入挖掘传统基因密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时代精神融入其中。一方面，在“优秀”上下功夫。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绵延发展滋养浸润着自强不息、忠诚守信等传统美德，使其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但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从当下视角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存在时空限制。因此，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要注重筛选、去伪存真，根据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扬弃地继承，充分发掘有益成果，让马克思主义绽放新的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辉。另一方面，在“创新”上开新路。基于时代特色和实践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重要借鉴价值的文化要素予以转化、诠释，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养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得到充盈和升华。
（四）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直接动力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斗争中诞生、发展、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彰显强大生命力的底蕴所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坚持斗争，一方面是与国内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是与党内各种机械化、教条化、片面化的错误倾向开展斗争。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践并创新发展了伟大斗争精神，在斗争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成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直接动力。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斗争史。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中国共产党需要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斗争精神，强化与时俱进的品质，继续发扬斗争精神。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斗争精神进行继承与创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有矛盾存在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所以说，把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纲领里并落实于实践中，方能称自己是真正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为指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才能不断取得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更大成功。另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敢于斗争、敢于创新品质的继承和升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富有斗争精神。无论是突破重重阻力的商鞅变法、抑或是近代以来不满清政府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再或是反击日本的全民族抗战等等，中华民族都以实际行动反抗压迫，以斗争精神喊出时代最强音。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更加复杂，回应这些挑战和问题，就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秉承伟大的斗争精神，解决一个个矛盾，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更多利益，使斗争精神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下去。
（五）走稳中国道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康庄大道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道路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涵盖党领导人民革命救国、建设兴国、改革富国与复兴强国四阶段奋斗内容。“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的深刻昭示，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朴素社会主义因素的继承发展。我们有充分理由坚信，坚持中国道路是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正确选择，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根本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走稳中国道路成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康庄大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中国道路的时代表达，它不是简单延续传统历史文化“母版”，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新发展；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模板”，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其他道路的“再版”，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基础上对其他社会主义道路的弊端进行扬弃；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立足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前进、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在实践中不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开拓进取、勇毅前行，努力走好自己的路，不断增强中国道路的实力。唯有将“两个结合”贯彻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和创新全过程，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同志们，“两个结合”相互促进、相互连接，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中。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面临着许多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论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其中，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统领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知判断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篇我们要继续书写的大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树立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科学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两个结合”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持续拓展，让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再创新的奇迹、取得更大胜利。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4）、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
同志们：
202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指出：“理论修养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这一重要论断意蕴深厚，意义深远。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真理和良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认识史、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壮丽日出，放射出夺目的真理光芒。其思想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前所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新时代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基石和灵魂。下面，结合近期学习工作情况，与同志们做个交流。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认识误区
“素养”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平日的修养”和“修习涵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指借助长期的、大量的、持续的扎实学习和主体锻炼，不断自我净化、完善、革新、提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掌握和实际应用上，均达到了一定水平或相当境界。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虽是各类文章的高频词，但少数领导干部对其认知却不够全面、准确和深刻，主要有以下三种误区。一是“替代”“置换”概念。一些领导干部口才佳、记忆力强，在他们的讲话和报告中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录、论断、诗句，于是，便被人赞许为有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高。更有人用学历、学位、职称、文章、著作、资历、头衔等“置换”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二是“简化”“窄化”概念。一些领导干部简单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高低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知识了解的多少。三是“意会”“揣度”概念。一些领导干部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时，总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只能“形而上”地“意会”，很难“说清、道明、弄准”。于是，各人凭自身理论水准来评判，主观性、随意性较强。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等同于文本上的基本原理、主要知识、概念范畴等。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该素养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理论思维的唯物性和辩证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思维方面的科学遵循是唯物辩证法，就是用联系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培养批判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二是理论认知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整块钢铁”。领导干部应完整、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要努力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领导干部不能只满足于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几本书、受过几次培训，明白一些一鳞半爪、一知半解的碎片化理论，也不能只习惯于从网络、报刊和文件材料上弄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二传手”理论和“N传手”知识。三是理论本身的应用性和批判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剖析、回应、引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观点和理论斗争，透过种种现象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本质，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其根本动机。四是理论提升的长期性和渐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加强，不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不是“一次革命论”，而是“持久战”和螺旋式上升。唯有如此，领导干部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知之较少、零碎肤浅、间或应用和较熟掌握，逐步提高到领会较多、系统深刻、习惯使用和炉火纯青。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评价标尺
一是“修学”标尺。只有坚持研读理论、将其内化于心，才能转识成智，这是理论修养生成的关键。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厚养料，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变成自己分析问题的观点、方法和能力。评价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可通过书面测试、即兴问询，翻看读书笔记、报告讲话、调研材料、发表的论文以及在党校培训的情况等渠道来掌握。领导干部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始文本为学习的第一手材料，正如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所说，“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我们要真正养成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学习习惯、生活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便郑重告诫大家要“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他率先垂范，曾明确表示，“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可见，修学储能特别重要。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觉悟，应像马克思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所说：“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
二是“实践”标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式学院派，他们的旨趣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建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而锻造“理论武器”。评价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要看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工作实际结合的程度和运用的能力。在评价中应重点看领导干部应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看其是否做到了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体现现实”的理论与“现实趋向思想”的实践的高度统一。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习近平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是“是非”标尺。百年党史一再证明，大是大非和重大原则问题是检验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风向标、试金石。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在紧急关头，最能体现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根本原则的把握程度。我们评价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特别要注意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不是一个坚定、清醒、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是“群众”标尺。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成果的共享者。领导干部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党人的政绩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必须厚植人民情怀，以赤子之心念群众之想、解群众之难。对领导干部工作的评价，必须以维护群众利益的广度、深度、厚度和持久度来衡量。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之处的是，它“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用群众标尺检验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就是既看其对待群众的感情、态度如何，也看群众对领导干部怎样评价。
五是“时代化”标尺。新时代新征程，领导干部绝不能思想僵化，而是要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将理论与时代特征、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吸收新内容、回答新课题，不断彰显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
六是“道德”标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方面的自我提升，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和境界。评价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可以从其政治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着眼。如，看其对党是否绝对忠诚、襟怀坦白，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一致；看其在社会生活中是否遵纪守法、正派公道，守护公序良俗，做一个好公民；看其党性、格局、涵养，是否严于律己，是否对工作不争功诿过、对同事真诚和善，等等。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5）、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事实上，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已经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规律：坚持“两个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一、坚持“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性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第一次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百多年来，它不仅指导着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其自身也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欧洲。一方面，欧洲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文化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不断冲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兴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科技基础、阶级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艰苦的深刻的科学研究之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马克思主义与其它一切“主义”“思想”“理论”“学说”之根本不同，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特有的本质特征，这就是它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建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还重点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根本前提和基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国门，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特别是一批又一批的先进志士，到处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大浪淘沙中，终于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中国人民走向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则是“改造世界”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最先进的阶级，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仅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其自身就是人民的主体构成。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就是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指明：“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正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本质属性，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也从此揭开了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不同时期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探索出适合不同时期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种结合，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不同时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进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要想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就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它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又在这种实践中使自身不断经受检验、获得丰富发展，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时代性。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其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青春与不竭活力的真正奥秘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中国历史上一切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也是一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历史。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而坚持“两个结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本质特性的内在要求。
二、坚持“两个结合”是真理的一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具有真理发展的一般特征和基本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认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的一般特征主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绝对与相对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真理从形式上来说，是主观的；从内容上来说，是客观的。真理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符合。因此，真理既具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是由其内容的客观性所决定。一切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它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真理的主观性是由其形式的主观性与认识主体的能动性所决定。人们要使认识达到真理，必须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以一定的主观形式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然而，真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可是，任何实践，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十八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特定的实践中产生的，它要在中国得以创新发展，实现其指导作用，就必须根据中国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来展开。为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在主观上才能具有中国形式，在客观上才能具有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规律的客观内容，从而也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真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任何真理之所以是真理，都是因为其有着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属性，即客观性。客观性对于真理而言是绝对的，不具备客观性的认识，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不可能是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真理，就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客观性，也就具有了绝对性。这种绝对性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才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发展与成功。然而，任何一个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的具体真理，无论多么正确，都只能是在一定领域、一定层次、一定阶段上与客观对象相符合，而无法穷尽无限的客观对象和客观过程，因而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既由于把握真理的认识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人，其认识能力总是有局限性的，又由于客观对象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时空中的客观对象也有着自身的特质与特殊规律。真理这种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的特点，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具有绝对性真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就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才能守正创新，开辟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真理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理论作为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认识的高级形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离开了实践这个基础，认识便成了无源之水，无的放矢。无疑，实践决定认识，但认识一经产生，又反过来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能够指导实践的进行。人类的实践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的实践是有思想理论所指导的社会活动。没有正确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活动就是盲目的，往往要受到难以避免的挫折与失败。特别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理论的指导意义尤其重要。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然，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相一致。也就是说，即便是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都必须与具体实践相一致，都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其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时，也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这种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真理认识有其辩证的发展规律。人们从实践中获得客观对象的感性认识，并进一步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从中获得对客观对象的真理性认识；又以这一真理认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曾经精辟地揭示了这一真理认识的辩证发展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种真理认识，也必然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不断取得胜利的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上更高的台阶。
三、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国国情特质的客观要求
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同，每个国家的国情特质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进行概括。如果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国情，那么，中国国情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早熟的农耕文明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华夏民族是一个原生的农业民族，其农耕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先人们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夏商周文明。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农耕文明带有早熟的性质。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男耕女织，规模狭小，分工简单，自给自足，耕读传家。早熟的农耕文明注重血缘关系，以农村公社为其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国家出现以后，早期社会父家长制的血亲关系与宗法意识仍传承了下来，并规范着我国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意识。这种早熟的农耕文明同时也导致了新兴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发展。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4.43亿，农村人口占90%（1949年总人口5.41亿，农村人口仍占89.36%），工人只有200万人左右，而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总人口约1.5亿，工人有近700万。在这样的生产方式落后、农民占据主体的农业大国中，如果照搬照套在发达的欧洲工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无疑会处处碰壁。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国情的特质和亮点，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虽然在世界史上，最早产生了四大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但迄今为止只有古代中国文明传承了下来。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上下五千年来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其特有的“天人合一”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兼容并包”的宽大胸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仁政德治的政治观，“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等等，都与马克思主义同频共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浓厚文化沃土，也是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浓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必要，也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最大可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在这种中国国情特质的条件下，决定了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当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规律。人类的认识，总是从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矛盾开始，逐步认识到各种事物矛盾的共同本质，概括出普遍的矛盾运动规律。然后再以此为指导，进一步去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的特殊矛盾，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人类认识的正常秩序和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都必然遵循着这一认识秩序和认识规律。也就是说，在“大工业时代”从欧洲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中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从俄国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中发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列宁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从中国的国情特质出发，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去获得成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四、坚持“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历程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硕成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从而取得了一次次的伟大胜利。可以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的历史。而坚持“两个结合”，则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历程的经验总结。
首先，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飞跃的历史经验。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探索。但是，早期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一味僵化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盲目地生搬硬套，特别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教条主义地去“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从而不仅致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为首的反动势力所杀害；而且导致土地革命时期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丧失，中央红军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仅仅湘江一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就锐减到3万多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而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不仅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开辟了道路，从而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
其次，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面对着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矛盾新问题，毛泽东同志开始了新的探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然而，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潮逐渐在党内占据上风，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曲折艰难的发展之路。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脱离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而“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二次飞跃。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坚持“两个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为此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历史贡献，从党领导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再次，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三次飞跃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建设迅猛发展，GDP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1978年的1.8%、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序，到2010年时已经上升为第2位。但是，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它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的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三次飞跃。
五、坚持“两个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实践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一方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另一方面也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在经济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科教上，要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在政治上，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法治上，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文化上，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民生上，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生态上，要加快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国家安全上，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社会稳定；在国防上，要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在港澳台问题上，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在外交上，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建上，要坚定不移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也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极其伟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既前途光明而又任重道远。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两个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6）、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丰富与实现路径的拓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下面，我们将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渊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丰富、实现路径的拓展三个方面出发，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丰富与拓展。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渊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句话包含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共同富裕观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可能齐头并进、一蹴而就。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的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这里，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未来社会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同时将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增加看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只不过，恩格斯更强调将社会化生产作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目的性的手段。
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表达：“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未来社会共同富裕的前提和手段，将未来社会共同富裕中财富的尺度看作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共同富裕的问题就是人类解放的问题，是人类从物质贫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自由发展的问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虽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我们没有找到“共同富裕”四个字的表述，但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共同富裕”正是他们所要表达的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马克思首先讲了未来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消费品的分配是按劳分配。
什么是按劳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指出，这个阶段“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就是所谓的按劳分配。但是，这种分配原则“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加上其他一些社会因素，最后的分配结果却会导致贫富不均。
可见，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即便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也只能是按劳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的按劳分配中产生的贫富不均，都是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分配形式。在社会化生产发展过程中在现实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消费资料的分配自然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即缩小贫富差距趋向于共同富裕的变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可能齐头并进、一蹴而就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很低。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理论一脉相承的是，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了社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看作是一个不可能齐头并进、一蹴而就的动态过程。邓小平同志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为此，在时间安排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先后由解决温饱走向小康，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经过改革开放迄今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前提出发，论证了我国当前“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进行了界定，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邓小平同志的相关理论一脉相承的，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理论总结。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擘画未来，将共同富裕不仅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大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含着许多有关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一）将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结合，强化了共同富裕的时代特性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马克思根据对现存社会问题的剖析，对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经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基础上，作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对我国发展方位和历史阶段的正确判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以经济成熟程度为依据，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也说明共同富裕的实现同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经历不同阶段一样，应是一个动态、渐进、长期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党内党外庄严宣告，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两个十五年”的阶段安排，强调在第一个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第二个十五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将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结合，使得共同富裕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社会发展目标，而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有了阶段性的现实依托，有了近期展望，使共同富裕之路更加具体化、更具中国特色、更富时代特性。
（二）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了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私有制是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要将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推翻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人富裕”的共产主义新社会。其消灭剥削压迫，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建立“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的执政理念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里也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在实现共同富裕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深化了对共同富裕中“富裕”的认识。将共同富裕中“富裕”的内涵深化为“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全面富裕，是对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了更高需求的殷切回应，是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关照，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切实考虑到了人民群众需求的价值表达，突出了实现共同富裕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深化了对共同富裕中“共同”的认识。我们将“全体人民”作为共同富裕的主体，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将“全体农村人民”作为共同富裕主体的拓展，是对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实际推动，是对全体人民能否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关注，充分彰显了坚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决心，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三）将实现共同富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呼应，增添了共同富裕的世界意蕴
共同富裕是整个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中国“一枝独秀”不是目的，全世界人民共同摆脱贫困，共同走向美好生活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的逐利性引导资本家在世界各地寻找原材料生产地和销售市场，打破了人类交往的地域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人类历史逐渐向世界历史转变。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分工地位的形成，发达国家凭借先进技术等要素优势榨取了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在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世界共同繁荣成为共同富裕的应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人类追求幸福、建设美好世界的道路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共同富裕的实现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呼应，强调“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坚持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主张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国担当，开拓了共同富裕的国际视野，为共同富裕的内涵增添了世界意蕴。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拓展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问题的根本。我们要在实践中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把蛋糕做大”。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为了生产力的增长导致基尼系数呈现扩大趋势，但是富裕并不是让基尼系数无边界扩大。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实现了两大奇迹，那就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的长期稳定。为什么能做到这两大奇迹？主要是因为我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群众实现了各自收入的增长与生活的改善。
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世界工厂，我们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主要靠要素推动增长，不是通过创新来推动增长，在世界产业链上没有竞争力。所以，在共同富裕的题目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富起来，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上更高地攀升。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拓展，为了提升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我们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支持按需分配，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由此可以推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效增长，二是合理分配。其中，经济的有效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满足的首要条件。因为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带来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相对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出现许多新问题新矛盾，诸如国内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供给，从而导致“需求外溢”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为总要求，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要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目的是为了使我国的供给能力与我国人民日益增长、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匹配，从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注重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是新时代稳定经济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治本良方，有力夯实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二）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共同富裕保障机制
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穷者越来越贫穷。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仅满足“经济增长”这一首要条件，也应注重“合理分配”，防止过大的收入差距，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先富带动后富”，希望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帮扶后富，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后，面对小康水平低下、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情况，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富裕水平不断提高但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当今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共享”体现的正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四个方面，其中的共建共享是针对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强调要聚民智、集民力，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力量，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受的局面。共建共享的主体是人民，从主体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不足，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便成为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完善要素参与分配机制。
（三）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统筹城乡发展，突破实现共同富裕核心难题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很薄弱，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非常明显。因此，长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成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障碍。中共中央在1953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决议》提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迅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主张依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率先探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盘活了农村经济。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组织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党中央强调要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增长方面农民的持续增收，也是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显著提升，是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切实考虑到了广大农村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着力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不仅与共同富裕具有一致性内涵，又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有力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总而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内涵，也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对于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结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为全球的繁荣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带动全世界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要以新思想为指引，要依据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出新举措，拓展新路径，要付出更加积极的努力，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守正是坚持，创新是发展；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守正的目的，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守正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根本要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条件，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把握坚持守正创新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坚持守正创新的丰富内涵，对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正确把握坚持守正创新的时代背景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中提出“我国人权研究工作者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守正创新的重要性。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守正创新”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样重要的理论地位，凸显“守正创新”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阐明了坚持“守正创新”的必要性，守正才能锚定前进方向，才能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准确把握“时”与“势”；明确了坚持守正创新需要与时代相契合，才能用这一方法论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已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当前，我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仍面临长期积累以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既要守正、更要创新，要在守正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守正创新”就其本质而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得以创造性发展的实践逻辑。
二、深刻理解坚持守正创新的丰富内涵
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守正”的三个坚持不动摇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升华。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规律和历史必然，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以更好指导工作实践，才能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我们党就不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决不能将其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要科学把握时代的“变”与“不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确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所在。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这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党的领导内容是全面的、方法是系统的、制度体系是完整的，要将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各领域。任何领域、任何方面、任何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要牢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由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尝试、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唯一正确道路。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我们看准了、认定了，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发扬斗争精神，不畏风险挑战，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坚持把国家和民三、守正创新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三、创新必须是在守正的前提下的创新
十年来，我们在思想理念、政策举措上既有继承，又勇于创新，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不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具有理论创新的勇气，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彰显着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时代特征，围绕守正的三个坚持不动摇，聚焦三个方面创新。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十年来，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提高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运用，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创新性提出“六个必须坚持”，为把握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进一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路径。
（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关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不懈努力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郑重揭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为解决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要求，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让“现代化”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属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特征的阐述，是在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创新性体现了中国特色。这一创新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必须深刻领会守正创新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意义，以坚守初心的执着和源源不断的创新，永葆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考出好成绩、写就新篇章。
（8）、马克思主义专题党课讲稿：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特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内在规律。坚持“两个结合”，对于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特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内在规律。坚持“两个结合”，对于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这是我们党一直强调并坚持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一条最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党不断取得成功的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探索了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也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写出《论十大关系》，到改革开放后我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不断变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亦前所未有。必须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和中国实际，深入研究回答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焕发盎然生机和活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深深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古为今用，又注重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结合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10个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体现着中国人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主干词格外抢眼，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生动例证，彰显着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马克思主义许多重大观点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契合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蕴含“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的深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浸润“天人合一”的智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展现“协和万邦”的博大胸怀。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二、坚持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要更好理解“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脚踩中华大地、仰望历史星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淬炼下迸发出新的强大生命力，沿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砥砺前行。
在扎根中国实际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方面，要学深学透马克思主义，多读原著，夯实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结合实践，指导实践。“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只有“用”才能展现它的魅力，体现它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任何时候的中国实际都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总是处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国际环境之中。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过时的观念、体制的束缚中彻底地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突破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跳跃出来，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着眼解决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要勇立时代潮头、把握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一直是无形胜有形地深深扎根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中，先进文化作为思想积淀，更加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影响人、影响社会。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14亿多人口，而且在精神上文化上又高度团结统一，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历史从未中断过，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统一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们说文化之“化”、以文化人，更多表现出的是文化以多种形式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而可以肯定的是，民心所向的文化必然引起人们的共情共鸣。因此，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erphpdown]
三、把握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实践证明，“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人民至上是根本的价值导向，自信自立是内在的精神特质，守正创新是鲜明的理论品格，问题导向是源头活水，系统观念是基本工作方法，胸怀天下是特有的大视野大境界。“六个坚持”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把握运用好“六个坚持”，就能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做到了“六个坚持”，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就会更加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就会更加显著。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写就的，中国的问题由中国人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自己解答。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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