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第二个结合”，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和又一次思想解放。思想理论界对“第二个结合”反响强烈、积极回应，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第二个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有利于把握文化安全主动权，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推动了人类文明交融共进。不过，在推进“第二个结合”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难点。只有克服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克服两者结合的难度、克服中华传统文化的复杂难解、克服两者结合面临的内外张力、克服两者结合过程的复杂艰巨、克服两者结合的人才隔阂等难题，才能有力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
一、克服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但两者在时代背景、意识形态属性、精神气质、逻辑体系、方法路径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显著差异，给“第二个结合”带来一定难度。
（一）时代背景不同
一段时间以来，教条主义者宣扬“哲学万能”，取消文化价值、否定传统文化、斩断中国文化血脉，这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历史虚无主义、机械决定论等挑战。这方面，张岱年的分析入木三分。在他看来，近代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科学态度，他们既“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又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宗教信仰式的墨守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这不利于学术进步。例如，为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艾思奇等人，曾混淆辩证法、认识论与形式逻辑，从与辩证唯物论相对立的视角看待人生哲学，视之为历史的倒退，认为辩证唯物论就是中国的行动哲学、可直接指导中国实践。不过，倘若如此，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需要“中国化”了。显然，实践则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时代品格只有在民族化过程中才能彰显，这不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而是以实践丰富、发展辩证唯物论，使之具体化、与时俱进。正如毛泽东同志1960年所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鉴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应批判历史，而且更应捕捉时代精神，立足鲜活实践，总结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上升为指导思想，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通过情理交融的价值传导、精准细致的思想工作、寓教于乐的引导方式，代替传统填鸭式教育、说教式灌输、命令式主导，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领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以“学马列要精，要管用”为标准，促进理论武装、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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